2026年第11期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      2026年8月20日

本期主题  全球领导力研究的主要学派及其核心观点

本期导读

◆ 权力结构学派把全球领导力的基础置于物质实力、秩序塑造和国际公共品供给，重点解释领导国为何形成、如何维持以及为何发生更替。

◆ 制度协商学派将全球领导力由单一国家的实力优势拓展为制度设计、议程设置、谈判斡旋和知识创新能力，强调合作可以超越霸权周期而持续。

◆ 规范合法性学派认为持续有效的全球领导不仅取决于资源和制度，还取决于规范扩散、身份认同、权威接受和程序合法性，领导关系必须获得被领导者认可。

◆ 多中心治理学派关注权力扩散、网络协作和全球南方能动性，认为全球领导正在由单一中心主导转向多主体、跨层级、议题化和共享型的协调结构。

国际学界并不存在一套公认且彼此完全排斥的全球领导力学派分类。基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治理研究中长期形成的理论脉络，全球领导力研究大体可归纳为权力结构、制度协商、规范合法性和多中心治理四类稳定取向。四类研究分别回答全球领导力从何而来、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凭什么获得持续认可，以及在多极化和多主体治理条件下如何重组。这样的分类更适合把分散在霸权稳定、国际制度、规范建构、国际组织权威、全球国际关系和网络治理等文献中的核心观点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一、权力结构学派以实力优势和公共品供给解释全球领导力的生成与更替

【霸权稳定论】稳定秩序依赖有能力并有意愿承担超额成本的领导国

权力结构学派首先把全球领导力理解为解决国际体系集体行动难题的能力。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73年在《1929至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失序，核心判断是英国已无力继续稳定世界经济，而美国尚未充分承担相应责任，领导供给不足放大了危机。其论述把开放市场、长期资本供给、汇率稳定、宏观政策协调和危机时期最后贷款支持视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职能。由此形成的霸权稳定研究强调，国际公共品存在搭便车和成本分担问题，具有压倒性资源优势的国家更可能承担制度创建和公共品供给成本。全球领导力在这一框架中首先表现为把实力转化为秩序供给的能力，而非单纯拥有更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评论】这一取向抓住了领导力的物质基础和责任成本，适合分析国际金融稳定、安全保障和开放贸易等高成本公共品，但也容易把领导能力与支配地位过度接近，对中小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主体的作用解释相对有限。

【权力更替论】全球领导的持续性受相对实力变化和秩序成本收益重新计算制约

罗伯特·吉尔平1981年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把国际秩序变化与国家间实力增长不均衡联系起来，认为既有秩序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权力分配，当新兴力量改变维持或挑战现状的成本收益结构时，制度安排和领导地位也会承受调整压力。与金德尔伯格更重视公共品供给不同，吉尔平更强调权力分布变化、扩张收益递减以及体系均衡被打破后的秩序重组。后续现实主义研究据此把全球领导力理解为综合实力、联盟能力、规则塑造能力和强制能力的组合，并关注领导国是否能够把国内资源长期转化为外部承诺。【评论】权力更替研究的价值在于揭示领导力并非静态身份，而是受经济基础、技术能力、财政承受力和国际竞争共同约束的动态关系。其局限也较清楚，单纯从实力变化推断领导结果，难以充分解释为什么资源较弱的主体有时能够通过制度、规范或专业知识取得超过其物质规模的国际影响。

二、制度协商学派把全球领导力拓展为制度组织、议程管理和谈判促成能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能够在霸权衰减后依靠制度规则继续维系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1977年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复杂相互依赖分析，强调跨政府、跨国和多议题联系会改变传统权力运作方式。基欧汉1984年在《霸权之后》中进一步论证，即使单一霸权力量相对衰减，国际制度仍可通过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形成重复互动预期和监督履约来支持国家合作。由此看，全球领导力不必完全等同于某一强国持续提供全部秩序资源，也可以体现为创建制度、维护规则、组织合作和形成可预期政策环境的能力。制度主义尤其重视领导者能否把短期利益协调为可重复的合作安排，使参与者在缺乏中央政府的条件下仍愿意承担共同成本。【评论】这一取向把全球领导力研究从谁最强转向谁能够组织合作，为理解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机制中的制度性领导提供了更细致工具。其解释效果仍取决于成员国利益是否存在最低程度交集，制度本身不能自动消除大国冲突和执行资源不足。

【制度谈判论】结构资源、斡旋能力和知识创新共同决定国际制度能否形成

奥兰·扬1991年在《国际组织》发表制度形成研究，将国际谈判中的领导区分为结构型、企业家型和知识型三种主要形态。结构型领导依托资源和议价筹码改变交易条件，企业家型领导通过议程组织、方案拼接和利益调和促成协议，知识型领导则通过提出新的问题界定和解决思路改变参与者认知。阿里尔·安德达尔进一步把领导界定为一种不对称影响关系，其核心不是否决他人，而是把多方行动引向共同目标。约纳斯·塔尔伯格2006年研究欧盟谈判领导时，又把正式领导概括为议程管理、协议斡旋和对外代表等职能。【评论】制度谈判研究使全球领导力具备较强的可观察性，能够分析领导者具体做了什么，而不只评价其国际地位。对气候谈判、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议题而言，专业知识、程序设计和中间方案往往与物质实力同样关键。其重要启示是，全球领导可以由不同主体分工完成，结构资源、谈判技巧和知识供给之间的组合质量往往决定集体行动成效。

三、规范合法性学派认为全球领导力能否持续取决于价值认同、规范扩散和权威接受

【建构主义规范论】领导力的重要来源是塑造何为适当行为并推动规范社会化

玛莎·芬尼莫尔与凯瑟琳·西金克1998年在《国际组织》提出国际规范生命周期分析，将规范变化概括为规范出现、规范扩散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并突出规范倡导者在议题建构和社会说服中的作用。这一研究并未直接建立全球领导力分类，却为解释全球领导力的观念基础提供了关键机制。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行动者不仅通过资源交换改变他方行为，也可以通过提出新的责任标准、塑造国际声誉和改变适当性判断，使某些政策主张逐渐获得广泛接受。全球领导因此包含解释世界、界定问题和形成共同价值语言的能力。【评论】规范研究纠正了把领导力完全视为物质资源函数的倾向，尤其适合解释人权、气候、发展、性别和数字伦理等领域的议程扩散。但规范影响并非线性过程，不同社会对价值来源、文化适配和规则公平性的判断存在差异，领导者若忽视规范竞争和地方知识，价值倡议也可能遭遇抵制。

【规范性权力与组织权威】领导地位需要把规则影响、专业权威和合法性基础结合起来

伊恩·曼纳斯2002年提出规范性权力欧洲，强调欧盟的国际影响可以来自对何为正常和正当的规则标准进行塑造，而不仅来自军事强制。迈克尔·巴尼特与玛莎·芬尼莫尔2004年在《世界规则》中进一步指出，国际组织作为具有官僚结构和专业知识的行动者，可以凭借理性合法权威制定规则、界定类别并影响国家行为。近年的全球治理合法性研究又把程序、公平代表、绩效和公众接受纳入同一框架。约纳斯·塔尔伯格与迈克尔·楚恩2019年的研究强调，合法性会影响国际组织推动新规则和获得遵从的能力；2025年关于国际组织参与的研究进一步显示，成员国参与既提供合法性，也会把成员偏好转化为制度注意力。【评论】这一取向表明，全球领导力不仅是发出命令的能力，更是使规则被视为值得遵循的能力。权威越深入国内政策和社会生活，代表性、透明度、专业能力和结果绩效越重要。对全球领导力研究而言，合法性应被视为独立变量，而非实力和制度的附属结果。

四、多中心治理学派把全球领导力理解为网络化、共享化和代表性增强的协同行动能力

【网络与多中心治理】全球权威日益分散于国家、国际组织、区域机制和跨国网络之间

安妮·玛丽·斯劳特2004年在《新世界秩序》中把全球治理描述为由监管者、法官、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构成的跨国政府网络，强调信息交换、政策协调和专业联系可以在传统外交之外形成持续治理能力。Rakhyun E. Kim 2020年对全球治理网络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将制度碎片化、多中心化和复杂性纳入网络分析，显示全球治理更接近由大量相互连接且部分重叠的制度节点构成的结构。2026年《全球研究季刊》进一步提出战略多元、规范融合和多中心秩序的分析框架，认为全球权威正在形成多个中心并存、互动和共同演化的格局。【评论】多中心研究把全球领导力的关键能力从控制整个体系转向连接不同节点、协调制度重叠、推动知识共享和形成议题联盟。其优势是更符合气候、卫生、人工智能和供应链治理的现实结构，但多中心并不自动意味着高效或公平，制度重叠也可能带来责任模糊、标准冲突和协调成本上升。

【全球南方与共同体取向】代表性、知识多元和共同问题解决正在成为全球领导力的新评价维度

阿米塔夫·阿查亚2014年提出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主张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分，承认世界历史、区域经验和多元主体对国际关系知识的共同贡献。其后关于多重世界秩序的研究把互动能力视为组织合作和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尺度，强调未来秩序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制度层级和规范传统。2025年以来全球南方研究进一步关注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生产和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不足，以及南南合作、制度改革和议题联盟对治理结构的重塑。中国学界围绕新型全球领导力的研究则更强调平等协商、共同发展、全球伦理和跨文明合作，新型全球领导力需要融合多元文明智慧、驾驭技术复杂性并构建共享型治理生态。【评论】这一前沿取向并不意味着形成新的单一中心，而是把领导合法性更多建立在代表性、响应性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对全球领导力研究的参考价值在于，未来评价领导力既要考察谁能提供资源和规则，也要考察谁能吸纳不同地区知识、扩大参与、协调多种价值并形成可持续的合作结果。

撰文：敦志刚

审核：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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