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19期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 2026年9月2日

本期主题：传统领导力模式与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比较定位

本期导读

◆ 领导力的本质，是让其他主体自愿追随的能力；三种领导力模式的分野，根源在于对权力来源与服从机制的不同回答。

◆ 霸权型领导力依靠强制能力与依附网络维系支配秩序，胁迫工具的高频使用，正在加速消耗其自愿追随的基础。

◆ 制度型领导力依靠规则普遍性与程序正当性确立权威，但财政政治化与代表性赤字，制约了其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 赋能共生型领导力依靠平等协商与发展赋能凝聚伙伴，中国的相关实践正沿着“理念—机制—行动”的链条加速推进制度化建设。

◆ 厘清“引领、主导、倡议、共治”的概念边界，建构兼具开放性、公共性、行动性的理论体系，是新型全球领导力研究的核心任务。

一、霸权型领导力：“支配—服从”权力逻辑的运行机制与内在悖论

【权力逻辑】霸权型领导力的实质是以强制能力垄断和依附性网络维系“支配—服从”秩序，其权力基础是胁迫而非认同。

从权力结构来看，霸权型领导力主要依托三重运行机制：一是对关键体系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将金融清算、安全保护、市场准入等公共产品，转变为可供自身支配的私人工具；二是以等级化安排明确“中心—外围”的义务层级，追随者需要通过服从换取进入体系的资格；三是建立可置信的惩罚承诺，通过惩戒示范维持威慑效力。美国财政部8月启动的“经济驱逐行动”就是典型例证：次级制裁范围已扩大至数字资产、黄金、航运等领域，26个注册地为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实体被列入制裁清单，美方还以切断美元代理行通道胁迫第三国金融机构配合，甚至声称“无人能免于美国制裁的触及”。【评论】这一模式将国际体系的公共性基础私化为权力支配工具，短期内确实可以通过抬高不服从成本维持现有秩序，但每一次动用胁迫手段，都是在推动体系内成员主动寻找替代方案。它给新型全球领导力研究带来的警示在于：维护金融、安全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中立性与公共性，应当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中国提供替代性公共产品的战略方向。

【支配悖论】霸权型领导力的内在悖论在于支配越彻底、服从越脆弱，胁迫工具的高频使用正在消解自愿追随的根基。

领导力区别于支配力的核心关键，在于追随行为的自愿性。当霸权国将联盟义务、主权立场乃至既有承诺全部变成可交易的筹码时，原本的伙伴关系就退化为“保护—服从”框架下的短期交易。与之相伴的反作用力也随之显现：加拿大在50%关税生效后宣布实施“美元对美元”的对等反制，印度在各多边机制之间加速推进战略对冲，美国战略界也公开进行反思，昆西研究所在8月31日发布的报告中，就直接批评美国对巴西、印度的胁迫属于“非受迫性失误”。【评论】霸权稳定论预设“仁慈霸权”会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换取服从，但当下的美国模式却走向了依靠服从榨取私人利益的方向，领导权与支配权的界限已经彻底消失。这一悖论恰好印证了领导权转移的历史规律：并非挑战者击败了霸权，而是霸权自身的消耗逐步瓦解了体系认同。新型全球领导力应当以此为鉴，将不强迫他国选边站，作为领导正当性的核心底线。

二、制度型领导力：规则约束下合作逻辑的权威来源与现实困境

【权威来源】制度型领导力的权威根植于规则的普遍适用与程序的正当性，其运行机制是以规则约束替代力量支配。

制度型领导力不依赖单一霸权，而是通过规则的普遍性、程序的包容性和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使各方在可预期的框架内合作并接受约束。其权力来源是“同意的制度”，即成员国让渡部分自主权，换取规则带来的稳定预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26日向联大提交“联合国和平行动未来”审查报告，即体现了这种自我调节逻辑：面对地缘冲突外溢与资源收缩，联合国的回应是重置授权、聚焦调解促和、深化与东道国伙伴关系，以改革维系机制权威而非诉诸强制。【评论】制度型领导力的价值在于以程序正义抑制强权任意性，为中小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通道；但其局限在于，规则约束力以成员的遵守意愿为前提，对有能力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大国缺乏强制手段。这对中国的启示是双重的：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也要清醒认识制度权威的脆弱性，以实际行动补强多边机制的执行能力。

【资源约束】财政政治化与代表性赤字不断侵蚀制度型领导力的资源基础，制度框架内的集体领导，正成为重要的矫正力量。

制度的有效运转依赖成员国的资源承诺，而这一基础正在被政治化：美国2025年未向联合国缴纳任何会费，累计拖欠约50亿美元，并已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会费杠杆”迫使多边机制按其条件改革；同期，2025年官方发展援助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收缩”，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融资缺口估计达4万亿美元。与之相对，金砖机制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改革主义取向，逾30国申请加入，在制度框架内聚合全球南方的集体领导力。【评论】“授权扩大、资源收缩”的结构性张力表明，制度供给不能脱离物质基础独立存续；全球南方选择“机制内修正”而非另起炉灶，则说明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仍是稀缺资源。这一态势为中国参与制度型领导提供了空间，应以稳定的资源供给和扩大代表性的方案，成为多边体系的建设性支柱。

三、赋能共生型领导力：平等协商中国逻辑的概念内涵与机制路径

【概念内涵】赋能共生型领导力以伙伴能力建设凝聚自愿追随，实现了从“支配服从”到“平等协商”的权力观转换。

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核心逻辑是“赋能”与“共生”：领导权的正当性不来自支配能力，而来自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秩序的形成不靠强制服从，而靠平等协商与发展共享。其运行机制是以自身发展为伙伴发展创造条件，在“授人以渔”中形成自愿追随网络。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即为例证：比什凯克峰会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来中方落实天津峰会重大倡议，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千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近四分之三，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立项超过三分之二，各方正启动机制性磋商加快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评论】这一模式“引领而不主导、倡议而不强加”：提供方向而不垄断决策，发起倡议而不附加条件，回答了霸权稳定论无法回答的问题——领导权可以在非霸权条件下生成。其可持续性取决于赋能的质量而非规模，应就项目自主性、伙伴国能力成长等维度建立评估标准，防止赋能滑向新的依附。

【机制路径】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沿着“理念供给—协商凝聚—机制承载—行动兑现”的链条推进，体现了开放性、公共性与行动性的统一。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发展轨迹，完整呈现了赋能共生型领导力的制度化路径：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理念构筑价值底座；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开展平等协商，凝聚起六十余国共识；通过国际调解院正式运营、世界数据组织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完成机制承载；以落实全球治理改革九方面重点任务、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兑现行动承诺。目前该倡议已获得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评论】这一链条的学理意义在于，它将领导力拆解为可观察、可检验的具体环节，推动领导力建设从话语修辞变为落地工程。其中开放性（不设门槛、不针对第三方）解决了制度型模式的排他性问题，公共性（成果共享）克服了霸权型模式的私益化问题，行动性（承诺兑现）直击治理赤字的根源。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对西方领导力理论的实质性超越，应当成为后续概念体系建构的核心主轴。

四、比较与定位：三种模式的系统比较与新型全球领导力的理论建构

【比较框架】三种领导力模式可从权力来源、服从机制、产品属性、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比较，规则制定哲学是其深层分野所在。

就权力来源而言，霸权型依赖强制能力，制度型依赖规则权威，赋能共生型依赖公共产品供给；就服从机制而言，三者分别为胁迫屈从、规则遵从与自愿追随；就产品属性而言，分别为私器化、俱乐部化与开放共享；就可持续性而言，支配消耗认同、规则受制于资源、赋能依托发展共生。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以“包容、渐进”的规则制定哲学区别于美欧“高标准准入”的俱乐部逻辑（施普林格（Springer）论文《再全球化：中国的角色》）。【评论】中国路径的比较优势在于降低了全球南方的参与门槛，使制度竞争从“标准之争”转向“开放性之争”。尤需指出，可持续性维度的比较具有长期预警价值：支配型秩序因认同耗散而存在突变风险，规则型秩序因资源约束而呈渐进式衰退，共生型秩序则随伙伴能力成长而自我强化。后续研究应将这一框架操作化为可测度的指标体系，避免模式比较停留于定性描述；可将其作为中心常态化研判各国领导力实践、追踪模式演化的分析工具。

【概念边界】厘清“引领、主导、倡议、共治”的概念边界，是确立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理论主体性的前提。

概念边界的辨析直接关乎话语主动权的建构：“引领”是提供方向与公共产品而不垄断决策，“主导”是支配规则制定权并排斥他者，“倡议”是开放邀约而非强制约束，“共治”是平等主体的协同生产而非等级分工。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定位应为“引领而不主导、倡设而重共治”。从理论发展来看，霸权稳定论与制度主义均诞生于对重大国际体系转型的回应；当前三种模式并存竞争的格局，同样呼唤与之匹配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倡议的机制化推进速度、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国际化人才储备的深度，既是检验理论解释力的重要标尺，也应当成为相关学科建设的核心坐标系，为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实践提供持续理论支撑。【评论】国际体系转型呼唤新的领导理念与实践框架，三种模式的竞争演进，本质上是不同权力观、秩序观的碰撞。中国赋能共生型领导力，既植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长期实践，也回应了全球南方追求自主发展的共同诉求，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方向。后续研究需要扎根实践、回应问题，在不断接受经验检验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理论体系，真正推动新型全球领导力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全球治理效能。

撰文：丁  壮

审核：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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