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6期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 2026年8月13日

本期导读

◆ 制度的形成往往是多种类型领导力联动的结果；全球领导力不仅仅依赖强制力和公共产品供给。

◆ 全球政策空间充斥着多元行动者；全球治理中层级治理模式被替代。

◆ 全球领导力源于领导者的综合能力；能源、科技决定全球领导力。

◆ 中等强国可以发挥独特的全球领导力；全球领导力的核心不仅在于“能为”更在于“愿为”。

◆ 中国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在塑造世界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的全球领导力。

一、全球领导力的奠基论著

【奠基论著】制度的形成往往是多种类型领导力联动的结果

1988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George Modelski与Sylvia Modelski合编的Documenting Global Leadership是一部在国际关系“长周期理论”传统中具有独特方法论价值的著作。该书从世界政治的历史演进出发，考察威尼斯、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系统性领导者”的形成与变迁，关注全球领导者承担的责任、成本与机会，试图解释过去五百多年里，国际政治主导权为何会以大约百年为周期，在少数几个国家之间转移。本书是最早、最直接以“全球领导力”为核心概念的著作之一。

1991年，《国际组织》杂志刊发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Oran R. Young的文章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文章指出：领导力是克服国际制度谈判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变量。Young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领导力三分法：结构性领导力：这种力量来源于领导者对物质性资源的掌控，如“霸权国”能够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或施压来推动制度建立；倡议性领导力（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这种领导力主要体现为谈判技巧和斡旋能力，如设计出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构建有利于共识的议程，并促成各方达成协议；智识型领导力：这种力量源于思想和观念。这三种领导力在实践中常常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真正的制度形成，往往是多种类型领导力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联动的结果。【评论】本文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框架，揭示出：任何有效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特定类型的领导力供给。

2004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Rafael Reuveny与William R. Thompson所著的Growth, Trade, and Systemic Leadership出版，本书是对全球政治经济中“体系领导权”理论的深化与实证检验，提出了不同于“霸权稳定论”的解释框架，即“领导经济体”。作者认为，仅仅依靠霸权国的实力和意愿来解释国际秩序是不够的，关键在于理解“体系领导者”是如何通过经济创新和增长来产生全球影响力的。体系领导权并非仅仅依赖强制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而是源于“领导经济体”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对全球贸易开放度的维系。【评论】本书直接回答了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获得“体系领导权”，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什么强大”，对于当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相对衰落具有解释力。

二、全球领导力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全球政策空间充斥多元行动者；全球治理中层级治理模式被替代

2010年，美国丹佛大学教授Deborah Avant和Martha Finnemore、Susan K. Sell联合主编的Who Governs the Globe?出版。本书提出“全球治理者”（global governors）概念，将之定义为“在跨国层面行使权力以影响政策的权威机构”。与以往将全球治理视为结构性过程的研究不同，该书将分析重心转向治理主体及其权威来源。全球政策空间中充斥着多元行动者，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专业协会、倡导团体等。本书通过追问“谁在治理”和“如何治理”，为进一步讨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问责性（accountability）奠定了基础。【评论】本书提出的权威、合法性和问责性等分析概念，对于分析全球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具有启发意义。

2021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Michael Barnett和Jon Pevehouse、Kal Raustiala联合主编的Global Governance in a World of Change出版。本书涵盖安全、全球经济、气候变化、贸易、人道主义治理、全球健康、清洁能源等十个议题领域，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因与机制。本书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聚焦于层级、网络和市场三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解释全球治理的制度变迁何以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差异化的演进路径，并指出：层级治理模式在大部分议题领域正在让位于以市场或网络为基础的替代性组织形式。【评论】本书将领导力从“谁拥有权力”的传统叙事，拓展至“治理关系如何组织”的结构层面。

三、全球领导力的分类研究

【人物研究】全球领导力源于领导者的综合能力

前联合国官员Abiodun Williams所著的Kofi Annan and Global Leadership at the United Nations（2024年）全面呈现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如何在世界动荡时期领导联合国。作者将安南明确定义为一位“规范推动者”（Norm entrepreneur）。安南通过多元路径，将联合国秘书长从“国际公务员”提升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领导者”。本书揭示了领导力对于全球机构的重要性，而安南的领导力源于他在合法性、议程设置、规范塑造、调解斡旋和网络动员五重维度的综合能力。这实质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全球领导力”概念：不是权力的投射，而是信任的积累、议程的框架化、规范的倡导和多元网络的编织。

【能源专题】能源、科技决定全球领导力

201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William R. Thompson和Leila Zakhirova合著的Racing to the Top: How Energy Fuels System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指出：国际体系领导权的更迭根本上由能源转型驱动，而非单纯的军事或经济竞争。通过考察从罗马帝国、中国汉唐到意大利城邦、葡萄牙、荷兰、英国直至美国的两千年历史，作者揭示了一个规律：只有成功完成能源转型并以廉价能源支撑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下一阶段的体系领导者。将该规律应用于当下，作者判断美国作为化石燃料时代的领先者，正因路径依赖、既得利益掣肘和国内政治极化而在可再生能源竞赛中相对落后，而中国等追赶者则更具变革动力；若本世纪没有能源领域的根本性突破，则体系领导权更迭不大可能发生，全球气候治理也将因缺乏领导力而受阻。因此，该书认为21世纪大国竞争的本质并非GDP或军事实力的比拼，而是谁能率先主导新能源体系、赢得这场“奔向顶端”的能源转型竞赛。

2020年，William R. Thompson出版Power Concent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stemic Leadership, Growth, and Conflict，系统整合了作者数十年关于长周期理论和体系领导权的研究成果。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集中”。Thompson认为，在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中，特定时期会出现一个“领导经济体”：即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这种经济体构成了对新技术、新能源和全球性军事能力的“异常集中”，使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并在宏观层面提供有限的治理。体系领导权源于技术—能源垄断。领导经济体通过对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垄断，获得对其他国家的物质优势，进而塑造国际秩序。但同时，这种创新本身就是全球冲突的诱因：新兴技术的崛起会打破既有格局，引发经济竞争乃至全球战争，从而推动领导权的周期性更迭。【评论】本书将系统领导力与新技术、新能源联系起来，对于讨论全球AI领导力、能源领导力、绿色转型领导力、科技领导力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中等强国】中等强国可以发挥独特的全球领导力

2026年，《全球政策杂志》刊发韩国外交官、原首尔国立大学教授Taekyoon Kim的文章MIKTA’s Next Role: Connecting North and South，讨论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国家合作体在大国竞争加剧、南北分歧扩大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文章认为传统“中等强国外交”已不足以解释MIKTA的未来价值，更可行的方向是成为连接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连接者”。MIKTA成员横跨拉美、东南亚、东北亚、欧亚和太平洋，又均为G20成员国，因而具有连接联合国与G20、区域组织与全球机构、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的独特优势，能够通过南北对话、区域磋商、知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项目，充当促进南北相互理解的“桥梁”。MIKTA可以通过其灵活的“中间力量”定位，补充并增强全球治理的韧性。

201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G. John Ikenberry和Mo Jongryn合著的The Rise of Korean Leadership出版。作者将韩国界定为一种新型的“中等强国”，并系统考察了其通过领导力外交、议程设定、调解斡旋、全球倡议及多边制度参与等多元路径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本书明确指出全球治理中“新兴”领导力的来源并不限于金砖国家，韩国、土耳其、墨西哥等中等强国同样能够通过主动设定议程和调停集团间冲突，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实质性的领导作用。这一分析框架实质上完成了对“全球领导力”内涵的重构：将传统上以实力规模为基础的实力型领导，拓展至涵盖议程型领导、调解型领导和制度型领导的多维理解，从而为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

【评论】在大国博弈与南北分歧加剧的背景下，全球领导力或许更多地表现为连接不同阵营、协调多元利益、增强治理韧性的“连接能力”和“协调能力”。

【金砖国家】全球领导力的核心不仅在于“能为”更在于“愿为”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Vidya Nadkarni与Norma C. Noonan联合主编的Emerging Power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e of the BRIC Countries（2013年）是一部系统比较金砖四国崛起的学术文集。该书的核心关切是在新的权力格局下，“全球领导力”的内涵发生了什么变化，新兴大国将如何行使或规避这种领导力？新兴大国普遍有“能力的增长”，但普遍缺乏“领导意愿”。书中以中国为例提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经验性问题：中国能否像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展现领导力那样，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结论是中国因仍自视为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不愿过早承担全球经济领导的责任。该书据此指出，一个经常置身事外、拒绝以公共产品供给来赢得道义支持的国家，很难在真正有需要时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可信的全球领导者。通过系统追问新兴大国的“领导意愿”，本书提醒读者：全球领导力的核心，不仅在于“能为”，更在于“愿为”。【评论】本书的核心判断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据以得出判断的许多依据也已完全过时，但“过时”恰恰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忠实记录了全球领导力转移初期的主流学术预期，为理解后来的巨变提供了珍贵的思想史坐标。中国全球领导力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战胜偏见的过程。

四、中国式全球领导力研究

【中国责任】中国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在塑造世界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8年，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全球化理念首创者马丁·阿尔布劳所著《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出版（中译本2020年出版）。本书集合了作者关于中国及其在未来世界中承担的全球领导角色的探讨。作者明确提出：当美国从过去的全球角色中撤出时，中国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在塑造世界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全球化，中国积极行动，西方被动退缩。“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中国成为世界新兴力量以帮助弥合世界分歧的基础。作者相信：在重新发现共同文明价值观的深层根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塑造全球伦理，并将成为全球合作复苏的基础。

【概念定义】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的全球领导力

2024年，奚洁人等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创新》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提炼出了富有独创性名称和内涵的领导力范畴，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和领域，将“全球领导力”定义为“一种多维度复合汇聚的合力，在领导者和合作者、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文化、理念、价值和行为的综合影响和引领的能力。”全球领导力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基于霸权和强权的领导力，基于文化和价值理念的道德影响力等。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的全球领导力，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霸权主义的全球领导力，而是立足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信守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政治承诺。

撰文：郭志东

审核：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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