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0期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 2026年9月17日

本期主题：西方对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认知分野

本期导读

◆ 西方全球领导力认知植根于霸权稳定论与制度主义传统，以支配性资源定义领导的理论预设，构成了理解中国方案的认知局限。

◆ 西方对中国方案的解读形成“取代—颠覆—工具—渗透”的框架谱系；误读根源不是信息不足，而是政治需要、认知范式的惯性。

◆ 澄清误读依靠概念对照而非口头否认：“改革而非颠覆”回应秩序质疑，“共生而非称霸、合作而非扩张”回应权力与意图质疑。

◆ 引领行动须把握权利责任边界：倡议是开放邀约而非责任包揽；宜慎用“领导”而多用“赋能”“引领”，体现边界自觉。

◆ 认知辨析的落脚点是实践自觉：以效能评估与风险校正实现自我完善，把外部误读压力转化为理论建构与能力建设的双重动力。

一、认知谱系：西方全球领导力理论的传统框架与后霸权反思

【理论谱系】西方全球领导力认知植根于霸权稳定论与制度主义两大传统，以支配能力定义领导的预设，构成了理解非西方方案的认知天花板。

西方对全球领导力的系统认知形成于两条理论脉络。其一是霸权稳定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真空解释大萧条，吉尔平（Robert Gilpin）将其体系化，确立“领导即霸权国供给公共产品并维系支配秩序”的命题；其二是制度主义：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论证“霸权之后”通过国际制度维持合作的可能，把领导力转译为规则供给能力；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讨论则把领导力拓展至吸引力维度。三条脉络共享同一预设：领导以支配性资源为前提，追随是资源不对称的产物。【评论】这一谱系的功绩是确立“领导力即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起点，其盲区则是无法设想“非支配型领导”。当中国以平等协商方式供给公共产品时，西方理论只能将其解读为“尚未完成的霸权”。认识这一天花板，是开展认知辨析的逻辑起点。

【后霸权反思】西方战略界出现“后霸权领导力”的反思性讨论，但其讨论仍局限于西方内部的权力转移，未触及领导概念本身。

面对支配型领导的可持续性危机，西方思想界开始讨论“没有霸主的领导”。昆西研究所系统批评美国胁迫式政策的“非受迫性失误”，承认支配手段正在瓦解体系认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围绕“升级主导权”易手展开研讨，公开探寻“不等同于认输的选项”；欧洲智库关于“战略自主”的讨论，实质是设想西方内部的领导权替补。这些反思的共同底色仍是“谁来支配”：或寄望美国修复霸权，或设想欧盟接棒，鲜有对领导概念本身的重建。【评论】“后霸权”讨论的价值，在于撕开了霸权稳定论的经验裂缝，支配型领导的成本已被其倡导者自己承认。其局限则在于理论想象被锁定在西方内部：领导权可以在西方转移，却难以想象领导可以不靠支配。这一理论空缺正是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研究的学术空间，即不是争夺霸权宝座，而是改写对领导本身的定义。

二、对华认知：西方解读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构建的框架谱系与误读机制

【框架谱系】西方对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解读已形成“取代—颠覆—工具—渗透”的框架谱系，层层递进地预设中国方案的霸权意图。

梳理西方官方报告、智库研究与媒体评论，对华认知可归入四个相互衔接的框架。一是“取代论”，视中国为等待接管的“另一个霸权”，以权力转移逻辑推演冲突前景；二是“颠覆论”，认定中国方案旨在推翻现行国际秩序，欧洲官方智库将中国全球治理参与定性为“选择性参与和规范性竞争”即属此类；三是“工具论”，把“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解读为地缘战略工具，炒作“债务陷阱”“抽梯子”等命题；四是“渗透论”，将人文交流与理念传播归入影响力渗透，渲染上海合作组织为“东方北约”。【评论】四个框架共享同一逻辑结构：以中国终将复制西方霸权经验为前提，倒推中国当前行为的“真实意图”。其危险性在于自我实现：若中国被持续当作崛起霸权对待，认知框架就可能变成冲突脚本。系统梳理这一谱系，是构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前提，也是研判西方政策走向的认知窗口。

【误读机制】西方误读的根源不是信息不足而是框架先行，镜像认知、范式惯性与政治需要构成误读的三重生成机制。

误读的生成有清晰机制。其一是镜像认知：以自身霸权经验为模板推断中国，把“国强必霸”的西方史观当作普遍规律，无法理解不以支配为前提的领导。其二是范式惯性：旧范式的解释惯性使新现象被强行纳入旧范畴，中国供给公共产品被读作霸权竞争，协商平台被读作阵营构建。其三是政治需要：通过污名化来遏制政策供给合法性，“威胁者—威权者—不负责者”的三层定性，服务于动员盟友与抬升对手成本的现实政治。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西方主流解读仍沿此三重机制运转，即为例证。【评论】三重机制决定了中国方案的限度与策略：镜像认知只能靠中国实践的长期证伪来松动，范式惯性需要以原创性理论供给来打破，政治需要则无法靠说理消除、只能以利益格局变化来瓦解。认知辨析的目标不是说服所有人，而是为全球南方和广大中间地带提供一套可替代的认知框架。

三、辨析澄清：三重误读的概念对照与中国方案的立场边界

【改革而非颠覆】澄清“挑战国际秩序”的误读，中国方案的秩序立场是维护核心、改革缺陷，而非另起炉灶。

针对“颠覆论”，最有力的澄清是行动记录而非口头声明。中国新型全球领导力的秩序立场可概括为守正创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理念：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全部落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之内；中国倡议建设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均以恪守联合国宪章为行动指南。这一改革主义取向，就连美国昆西研究所的评估报告也予以承认。中国全额缴纳联合国会费、持续参与维和行动，更为体系内改良提供了可检验的经验支撑。【评论】“改革而非颠覆”的澄清之所以可信，在于它接受经验检验：缴费记录、机制建设、行动轨迹都指向修补秩序而非替代秩序。这一澄清同时划定了中国的自我边界：新型全球领导力不是另立秩序的权力，而是完善秩序的担当；这既是国际承诺，也应成为理论建构的自觉。

【共生而非称霸】澄清“另一种霸权”与“地缘工具”的误读，赋能共生逻辑在权力观上与霸权逻辑根本不同。

针对“取代论”与“工具论”，概念层面的澄清是：共生而非称霸、合作而非扩张。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是以共生逻辑超越霸权逻辑：霸权逻辑以支配求安全，共生逻辑以发展求共赢；前者将公共产品作为支配工具，后者将公共产品作为发展目的本身。经验层面，南京大学针对197个国家开展的实证研究，并未发现“一带一路”推高东道国债务风险的证据，从事实上拆解了“工具论”的核心论据。认知对照层面，有韩国学者评价中国“确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引领者地位”，而中方始终强调相关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平台，而非单方面确立引领者角色。外部认知与自我定位的张力，恰恰说明澄清工作仍需精细化推进。【评论】澄清的理论要害，是把“引领而非领导”升级为可分析的学术概念：引领是方向与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导是决策权的垄断。后续研究应当建立支配性指标与赋能性指标的对照测量体系，让共生逻辑变得可观察、可检验、可对话。

四、实践边界：引领行动的权责自觉与效能校正的常态机制

【权责边界】引领行动须把握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倡议是开放邀约而非责任包揽，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辩证统一。

认知辨析的另一面，是保持自我认知的清醒。中国官方文件较少直接使用“领导”概念，更多选用“赋能”“引领”等表述：赋能强调以自身发展支持他国发展，引领更接近先行、示范与推动，这一措辞选择本身就是边界自觉的体现。实践边界包含三个维度：权力边界上，引领是提供方向与公共产品，不攫取对他国事务的处置权；责任边界上，倡议是开放邀约，各国自主选择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中国只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称的责任，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能力边界上，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了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客观限度。在主权债务处置中提出“共同行动、公平负担”的主张，正是这种权责边界意识的具体体现。【评论】明确权责边界不是自我退缩，而是领导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承诺超出能力范围必然失信，包揽全部责任必然不堪重负。以权责对等来破解“中国责任论”的话语挤压，正是边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效能校正】效能与可持续是新型全球领导力的内在考题，实践反思与风险校正应当成为常态化的自我约束机制。

澄清外部误读之外，更艰难的是实践层面的自我检视。效能维度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公共产品是否真正转化为伙伴国的发展能力，合作倡议机制是否产生可测度的治理产出，投入规模与产出效能是否匹配。可持续维度需要正视三类风险：项目债务与经营风险、东道国政局波动、地缘政治外溢影响。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指出，中国倡议的最终成效，由其项目在全球的落地成果决定；雅万高铁债务通过约80年超长期重组化解偿付压力，既展现了风险共担的灵活性，也提示前期评估与全生命周期管理仍有待完善；国内学界也提醒要防范海外布局过度扩张，平衡治理投入与收益。【评论】将效能与可持续列为研究主题，本身就是领导力走向成熟的标志，霸权的衰落始于拒绝自我校正，新型领导力的生命力植根于制度化反思。建议把项目效能评估、风险预警与第三方评估引入机制设计，将外部误读的压力转化为内部完善的动力，形成澄清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撰文：丁  壮

审核：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

电话/传真：010-62516305

官方网站：http://rdcy.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邮箱：rdcy-info@ruc.edu.cn 公众微信号：rdcy2013